在公益领域，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关键议题。近年来，社会组织在资源约束下面临生存危机，而转型为社会企业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路径。

  本文通过对四家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童萌教育、广州慧灵、墨尔朵和朗力养老进行案例研究，剖析并回答了以下问题：

  （2）社会组织可以从哪些路径转型为社会企业，采取了哪些使得组织发生转型的行动？

  经典社会组织管理理论认为，只要社会组织顺利完成社会使命，通过扩大社会福利价值就能轻松的获得公众及政府的支持，继而通过代理社会公益事务需求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就能够最终形成经营闭环。然而社会组织并非完美的形态，其存在许多难以避免的缺陷：在组织定位方面存在特殊主义，即排除之外的其他群体，在人才使用方面存在业余主义，即从业人士往往缺乏专业能力，在业务开展方面存在家长主义，即单方面地强调向受助群体提供资助，以及在资产运作方面存在依赖主义，即高度依赖政府或社会捐赠。经过40多年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已经接近95万个，特别是在近10年间数量增长了80%，但是据民政部的调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质量普遍不高，高达15%的社会组织存在“僵尸化”问题，主要体现为组织财务一直处在亏损状态，内部治理水平低下，需要依赖政府财政或私人资金“输血”才能勉强维持运作，难以持续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往往陷入自身难保的生存危机，难以顺利担负社会使命，亟待谋求突破式创新。

  近些年来，有许多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为打破社会组织发展僵局提供了思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指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混合组织。其核心思想是“义利并举”，与世界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国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统一，近年来慢慢的变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我国已涌现出一批新兴的社会企业，截至2024年6月，全国累计完成行业认证的社会企业达到724家。其中，有许多社会企业源于社会组织，根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研报告》，国内32.4%的社会企业是运用市场化手段运作的社会组织，它们将社会创新精神引入传统的社会治理领域，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但是当前关于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标准的社会企业的介绍层面，尚未形成本土化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过程理论模型。

  为此，本文旨在剖析社会组织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的典型案例，寻找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规律，通过选取四个不相同的领域的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遵循“结构—行动—结构”的交替论证逻辑，分析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行动完成自身结构的改变。本文重点回答三组问题：（1）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动力是什么，其面临着何种结构性的挑战？（2）社会组织可以从哪些路径转型为社会企业，采取了哪些使得组织发生转型的行动？（3）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产生了何种效果，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而言，本文尝试提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全过程理论模型，为转型中的社会组织提供指引。

  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的总称，泛指由公民自发成立的、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主要是通过募集社会善款和开展社会服务，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社会问题。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组织发展仍存在困难：从行业收入状况来看，社会组织收入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会员收费。但我国捐赠总体规模不大，政府购买稳定性不强，会员支付能力往往有限，导致许多社会组织在财务上难以自我维持。从组织业务开展方式来看，社会组织主要是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其内部组织方式较为涣散、随意性较大，易引起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许多社会组织引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以提升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

  社会企业兼具企业和社会组织特点，它们同样以解决社会问题和扩大社会公益为主要目标，但是追求合理利润。社会企业灵活运用商业手段创造合理利润以维持自我生存，而且其利润不分配或较少分配给股东，本质上接近于社会所有制的新型企业。社会企业融合社会组织与企业的优势，往往能够同时撬动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具有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被誉为融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思路的“第三条道路”。Defourny等人（2021）将社会企业经营分为三类，包括由社会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并可以向股东分红的“社会商业模式”、组织合作创业并在内部成员分配利润的“社会合作模式”，以及进行创业活动并向社会组织分红的“社会创业模式”。

  西方国家社会企业已经较为普遍，但是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西方学者对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现象进行大量探索，Salamon与Sokolowski（2016）关注到社会组织生态圈正在扩大，有许多接受市场化原则、在转移社会福利的同时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社会组织成了社会企业。英国伦敦商学院的调查显示，有17%的社会企业源自志愿组织或慈善组织，而全球有超过500万家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此可知，社会组织转型社会公司能够扩大社会组织的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提升其生存能力，而且转型还能改善社会组织的管理风格，使组织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因此，出现了慢慢的变多的关于社会组织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的呼吁。

  现有关于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研究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从转型方式的视角，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直接开展商业化业务，或是投资社会企业的方式实现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视角，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能采用内置式结构（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部门）、分离式结构（社会组织控股社会企业）、合一式结构（社会组织转型为一家社会企业）三种组织模式；从业务内容的视角，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营收模式包括为受益群体提供有偿服务的“有偿服务模式”、通过商业项目补贴社会服务项目的“服务补贴模式”、通过便利受益群体参与市场交易来增加受众的经济收益的“市场联动模式”以及为受益群体提供工作岗位的“就业支持模式”。

  但是，值得学界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对转型后的社会公司运营模式进行归类，能够回答“是什么”（What）的问题，却较少展现社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未能充分回答“如何做”（How）的问题。回答社会组织到底该怎么样转型社会企业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罗列大量社会公司运营模式，因为这些都是对社会组织转型后社会企业的状况的描述，并未充分解答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过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往文献受限于案例数据来源，主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企业样本，主要分析在欧美法律体系下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模式，纳入观察的案例时长和数量均较为有限，难以为我国本土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公司可以提供借鉴。

  由于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改变自身的结构并最终适应环境的过程，而且社会组织本身类型多样，因此作者决定借鉴吉登斯提出的“结构—行动”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运用多重案例研究办法来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社会组织如何在面对环境压力和自身困境情况下改变组织的结构的过程。

  “结构—行动”理论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有着“双重互动”，一方面结构影响着行动，另一方面积累的行动也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结构。在本文的研究情景中，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都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在面临的环境结构上有所差异。社会组织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企业则更多地偏向企业，其面临的来自社会网络的约束不一样。社会对组织的角色期待、功能定位也有所差异。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自身在结构上也有所差异，社会组织主要受到理事会和受助者的影响，而社会企业则更加受到股东及合作者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差异，“结构—行动”理论提醒研究者关注组织的行动过程，从而为其结构变化提供解释。在本研究中，我们抓住组织的“纲领—人事—财务—业务”四大变量（如图1所示），这些变量被以往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是组织行动最关键的要素。我们连续跟踪收集组织在行动过程中的变化，从而阐释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关键机制。

  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过程，涉及的是组织层面的变化。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组织的数量可能会发生裂变，或者组织中的成员会出现离职或者转岗的现象，但是在本文中我们并不关心组织数量及组织内部成员的变化，而是关注组织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因此，本研究以那些已被认定为社会企业的组织为根据，溯源其最初的社会组织的最初情况，进行组织层面的研究。

  社会企业作为新生事物，在我国仍缺乏法定的认证标准，为明确研究对象的边界，并确保本研究的可信度，本文采取具有官方或专业机构认证的社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名单》《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社会企业名单》《中国社会企业服务中心案例集》寻找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累计完成社会企业行业认定724家。其中，成都市226家、北京市211家、深圳市55家、佛山市33家，上海市32家、杭州市20家、广州市15家、其他城市与地区132家。通过逐个查找对比，验证名单中的社会企业是否来源于社会组织，最终获得了样本总数为24的案例库。根据分类结果，转型为社会企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来源于教育、养老、助残和扶贫领域。

  为保证研究的信效度，本文遵照三个原则：第一，案例必须覆盖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领域和主要服务对象。本文的案例覆盖教育、助残、养老、扶贫等典型的社会企业领域，服务对象覆盖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典型的。第二，鉴于目前各界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仍存在争议，因此本文所选的由社会组织转型来的社会企业一定得到第三方机构或政府部门认证。第三，信息收集较为便利且尽可能全面。最终，本文确定了童萌教育、广州慧灵、墨尔朵和朗力养老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可提供详细且完整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动态过程信息，呈现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完整规律。

  本研究采用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适用于研究“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主要从多重维度比较多个案例前后变化过程，用于解释一些难以纵的复杂现象。在案例选择过程中，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笔者研究团队于2020—2022年通过实地调研所得的一手数据，以及由受访组织提供的和来自公开渠道的二手数据。按学术惯例，本文对部分涉及隐私的数据来进行匿名处理。

  一般来说，组织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进入“稳态”，即某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组织变革意味着需要打破“稳态”，进入失衡的状态。从前一种状态到后一种状态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阵痛”和风险。那为什么社会组织甘愿忍受转型的阵痛也要转型？可以从以下案例中找到线索。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16年，旨在为中低收入家庭的0—3岁儿童提供亲子早教服务。2018年，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转型成为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转型前，童萌75%的收入都是依靠三一基金会的资助，存在收入不稳定的潜在风险，不利于组织长远发展。转型过程中，童萌发现社区中存在许多闲置的场地和人力资源，于是雇用社区待业的妈妈们作为幼教老师，帮助照顾社区内的其他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推出标准化的专业亲子互动课程。转型后，童萌形成了“民非+企业”的合作型组织架构。民非负责行业倡导、教育产品研制及县乡地区早教业务；企业负责城市早教业务的推广和落地工作，两者相互支撑形成闭环。2019年，童萌已能实现盈亏平衡，目前正朝着自我造血、可持续运营的方向迈进。

  广州市慧灵托养中心创办于1990年，是国内最早为心智障碍人士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之一。转型前，它存在着难以帮助心智障碍人士就业、融入社会和托养场景单一化的问题。转型过程中，2012年该中心全资注册成立广州麦子烘焙食品有限公司，带领慧灵托养中心的心智障碍人士创业做面包，充分的发挥心智障人士有耐心、有恒心的优势。转型后，其开办的广州麦子烘焙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提供烘焙技能训练，帮助多名心智障碍人士实现社会化就业，让他们自食其力，同时将食品公司所得的盈利再投入慧灵机构的社会服务中，尝试构建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良性循环。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族传统编织挑花刺绣协会成立于2008年，旨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转型前，由于缺乏运营经验和资产金额来源，协会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发展问题。转型过程中，2009年该协会成立成都杨华珍藏羌织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改名为成都墨尔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展收购、展示及销售藏族传统挑花刺绣工艺品的业务，打通偏远地区与艺术品市场的通道。转型后，协会和社会企业相辅相成，协会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训，墨尔朵公司负责相关文创产品研究开发、树立品牌、打开销路，既增加了藏族同胞的收入，也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事业的可持续性。

  成都市锦江区朗力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护理、管理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的社会机构。在转型前，朗力并未面临严峻的财务困境，但是它在推广社区养老业务的时候，发现一个需求庞大且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居家养老市场，为了防范未来的财务风险，朗力选择主动转型社会企业。转型过程中，朗力社工中心在2012年转型成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独立运营且与朗力养老服务中心保持人员及业务交叉合作伙伴关系。转型后，朗力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传统社区养老服务，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则提供商业化的家居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后者将利润的30%捐赠给朗力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公益助力商业、商业反哺公益的效果。

  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着和人才流失的双重生存困境。社会组织的生存主要是依靠政府、基金会及个人的资助，但是政府服务采购及个人资助往往具有临时性，难以支持社会组织长期稳定发展；另外，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承受着社会道德压力，难以向服务对象开展收费项目，使得社会组织出现资金紧张和发展空间存在限制的问题，进一步导致组织人才流失。因此，面临生存困境的社会组织往往选择转型为社会企业。

  首先，社会组织难以筹集资金，导致组织不得不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为例，在发展之初，它的运行经费主要由发起人支付，没有向政府申请资助，也没有求助于基金会或者开展其他的筹资活动，因此它面临着的问题。“面临状况的社会组织，就像是缺水的树，虽然还半死不活，但是已经濒临死亡。”（访谈记录：20210608-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毛先生（童萌创始人）看来，童萌面对的资金困境是社会组织行业普遍的困境，他说“成都90%以上社会组织资金都来自政府，被资源牵制厉害”，“政府党建项目多，就去做党建；政府要做垃圾分类，就纷纷去做。这些机构死不了，也长不大，多少年都不变，很多社会服务机构都做成了‘小老树’”（访谈记录：20210608-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然而这种外部“输血”并不稳定，轻易造成社会组织常常患上“贫血综合症”，激发社会组织挣扎求生的内在动机。

  其次，社会组织难以吸引人才，导致不得不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以阿坝藏族刺绣协会为例，其获得的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一般被限定用于项目本身，需要实报实销，对项目开销之外的社会组织成员工资的需求关照不足，“往往只能用误工补贴的方式给员工变相发工资”（访谈记录：20210609-社会组织人力部门主管）。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为养活员工就倾向于多拿项目，造成“项目多的时候需要全体动员，而项目做完的时候就集体待业”（访谈记录：20210609-社会组织负责人）。这种不稳定的经营方式导致人才利用效率不高，导致社会组织出现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人员流失率高等问题，容易患上“组织空心征”，激发社会组织求贤若渴的内在动机。

  社会组织普遍扎根于基层社会，根植于某个专业服务领域，是的“贴心人”；同时在社会治理领域与政府开展广泛合作，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为政府福利服务的供给者，是政府部门的“好帮手”；在充分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往往能发现底层市场机会，扮演社会资源的“整合者”。因此社会组织拥有天然的待开发的客户资源和政府资源，但是受限于社会组织性质，其自身很难开展资源变现活动，很难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转化为组织自身的资源。面对“破茧成蝶”机遇，社会组织往往在创业契机的引力作用下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型。

  首先，新的具有增长前景的社会需求能吸引社会组织主动转型社会企业。许多社会组织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蓝海市场，这是吸引社会组织主动转型成社会企业的重要原因。如成都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它是一家致力于研究、设计及销售老年人日用产品的公司，它本身是中国首批专注老年人居家环境改造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在服务老人的过程中，其发现社区家居环境往往不适合老年生活，老年人愿意掏钱购买适老化改造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居家养老领域存在未被企业开发的“适老化家居改造”市场。而朗力已经与大量老年人客户建立联系，具备了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朗力社区养老中心主动将其养老服务经验转化到适老宜居的业务板块中，从而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其次，整合已有的资源从而提升服务质量也是促成社会组织转型成社会企业的原因。童萌社工中心致力于社区营造，主要吸收基金会的外部资源发展社区事业，但是它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员工向居民提供服务，未充分的发挥居民自我服务的力量，存在服务的品质难以提升的问题。但是在探索社区业务的过程中，童萌发现社区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的优势资源，包括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内的待业妈妈、社区组织网络等等，通过整合社区资源的方式能同时解决社区妇女就业、社区儿童托育、社区空间营造三大问题。这激活了童萌社工中心的社会创业动机，诱发其管理层集体决策，将童萌从社会组织转型为能够开展社区托育服务的企业。

  社会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增进社会公益，而企业的核心目标是扩大股东私利。这两种差异化的价值目标之间有张力，意味着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必然面临目标定位转型的挑战。在本研究中，本文通过观察和分析社会组织转型前后的目标差异，从而找到社会组织转型的可行路径（如图2）。

  从社会组织来看，其核心定位是社会资源的“传递者”。社会组织致力于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具体的项目和服务，并以妥善的方式传递给受助者，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帮他们走出困境，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从价值的流动过程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服务，同时部分资源作为管理费，用于平衡组织自身经营成本。譬如广州市慧灵托养中心，它吸纳社会资源并将其用于照料残障人士的生活，从而减轻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再例如朗力公益发展中心，它接受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以及政府的教育项目购买，将其转化成孩子们感兴趣的理财课程，并精准地投放到贫困家庭的孩子手中，从而促进了孩子们的发展。可以说社会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完成“价值传递”。

  转型社会企业之后，其变成了社会资源的“创造者”。社会企业致力于通过创造新的价值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公益价值的总量。社会企业不仅仅可以将公益资源传递给，还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公益价值。以广州市慧灵托养中心为例，它在获得资源之后，用一部分钱培养和资助残疾人创业——开设自己的烘焙店，残疾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获得了能力的提升，也获得以其方式自食其力的工资收入，减轻了社会的托养负担，同时这家社会企业创造的利润通过分红方式捐赠给慧灵托养中心，成为新的公益资源，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说，社会企业将公益资源转化为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本，帮助发挥出他们的潜能，最终创造出更大的公益价值。

  简言之，社会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的重点是将利益相关者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为弱者或社会新创造财富的资本，将原本主要致力于转移价值的目标调整为创造价值，特别是带领或组织员工利用已有的资源创造新的商业经济价值，从而做大公益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公益资源不足的问题。

  组织的主要经营业务服务于组织的战略目标，是落实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战略目标是组织的“梦想”，那么主营业务就是通往梦想道路上的“行动”。比较社会组织转型前后的业务的变化，可以分析出社会组织转型的行动走向（如图3）。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其业务主要是“To S”（To Society）和“To G”（To Government），即筹集社会资源和接受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外包，最终表现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童萌社工中心为例，它的主营业务是在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为社区家庭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接受基金会资助以获得生存，以及参加政府的公益创投，完成政府规划的公益服务工作，同时也为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督导服务，获取来自社会组织同行的报酬；朗力养老的主营业务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在社区提供托底性质的养老服务，承接政府的养老服务购买以获得生存。总而言之，它们的主营业务是从政府和社会组织获取资源，以转化为增进公共福利的社会服务。

  转型为社会企业之后，其主营业务内容增加了“To C”（To Customers）和“To B”（To Business），即为提供符合其消费能力的产品和服务，譬如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它开发了普惠化的社区早教平台——童萌亲子园，让社区的中低收入家庭也能消费得起，为社会底层的客户提供了生活服务；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了智能化的养老系统，朗力养老将其销售给其他的养老机构，帮助更多老人用更低的成本享受到便捷的“云上养老”服务。由此可见，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通过优化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市场环境，让享受到了更廉价的服务，缓解的生活困难。

  组织业务的开展需要人的配合，其长远发展需要充分的发挥人的潜能，其规模扩张需要吸引新人才。人的集合就是组织本身，人才的行动则表现为组织的行动，因而组织的转型必然意味着用人策略和人才结构的转型。分析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前后用人策略的差异，可以洞察人事布局的关键变化（如图4）。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其核心的人力资源主要是服务于的组织成员及临时志愿者。社会组织的核心用人策略是激发组织成员及志愿者的爱心，以创造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从而满足的需求，包括为提供物质支持、心理辅导及环境改善等。譬如阿坝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为藏族妇女提供纺织原料，为她们提供地震后的心理疏导，让妇女从危机中暂得解脱；慧灵托养中心为残障孩子提供日常的吃住服务，保障他们的生活所需，让残障孩子得以继续生存。但这些服务主要是输血性的支持，服务对象往往是单纯地接受帮助的“受助对象”。在公益组织眼中，社会组织就像是的“救生圈”，而服务对象是需要被帮助的“溺水者”。

  转型社会企业后，社会企业倾向于挖掘的潜能，并与之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价值。譬如墨尔朵文化传播公司发现藏族妇女织锦的能力，对其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够很好的满足进入市场的标准要求；慧灵托养中心帮助残障孩子创建了烘焙坊、农场、庇护工场等企业，发挥他们耐心、冷静、专注的特长，让他们从事契合能力的工作，以自食其力；童萌亲子园雇用的都是社区中的低收入的妈妈，让她们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能赚到生活费用。总之，在社会企业眼中，并非毫无能力的弱者，而是有着潜在能力的人，社会企业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与其实现双方共赢。

  资产配置情况反映了组织内资源的分配规则，其本质是组织如何运用资产分配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考察组织内资源的流动过程，可以分析出组织关键利益的分配情况，从而揭示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资源流动模式的关键差异。

  对社会组织而言，其资源配置本质是“资源捐赠”过程。从起点来看，社会组织的资产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资助；从过程来看，社会组织的资产主要经历一个集中和转化的过程，即用募集零散的社会资源来建立项目账户，并将项目账户中的资金转化为具体的服务或实物的过程；从结果来看，社会组织资源的大部分价值捐赠给。譬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从政府部门获得公共服务项目，就需要按照合同完整地将项目资金转化为居民养老服务，部分资金用于平衡项目管理成本；阿坝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的资产金额来源于创始人和公益机构的捐赠，在将资金用于为低收入妇女购买纺织原材料以及提供培训后变得所剩无几，资源单向地流入了，造成了组织自身发展资源不足。总而言之，社会组织的财务资金是单向流动的（如图5）。

  转型社会企业后，其资源配置本质是“利润反哺”过程。从起点来看，社会企业的资金最早来源于爱心人士的影响力投资，即爱心人士为实现社会目标而为社会公司可以提供风险投资，但并不要求利润回报。从过程来看，社会企业和合作生产新的财富，比如童萌教育与社区妈妈们共同经营社区托育中心，慧灵烘焙坊组织残疾人共同创业，墨尔朵组织藏族同胞销售手工艺品。这些过程让增加收入或者减少开支，有助于改善的经济情况。从分配结果来看，社会企业的资金不仅反哺给参与共同事业的员工，还反哺社会组织及社会大众。譬如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收入的20%以上用于支持适老化改造的公益项目；墨尔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建立藏锦博物馆，帮助社会保留藏族民间传统文化，也让社会大众欣赏艺术。社会企业将超额利润回赠给社会，也让掌握新的技能，实现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能提高组织自身的自我生存能力和可持续性，实现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从本文的案例来看，2019年转型后的童萌已能达到盈亏平衡进而降低第二年的筹款占比；2013年转型后的朗力养老已经能确保收支平衡并逐渐盈利；2017年的墨尔朵已形成了协会—博物馆—社会企业三位一体的良性生态链；2014年的慧灵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心智残障人士自食其力。其实现自身可持续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可持续。转型后的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获取资金，资产金额来源上多了选择，对外部的依赖也相对减弱，实现了可持续自我造血。这些社会企业都以商业化的方式使自己有了稳定的资产金额来源，实现了自我造血；同时它们的业务主要面向社会底层人群，能够进入普通企业未充分关注的“蓝海市场”，从而与普通企业形成错位竞争关系，避免陷入残酷的内卷。二是社会关系可持续。社会企业仍然享有原本社会组织拥有的政社关系、居民信任及社会声望，有助于其更好地开展业务。

  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能利用企业组织形态的便利性，面向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开展各类业务，促进跨行业的资源整合。以朗力养老为例，其实现了互联网、学术、科技与养老的结合。首先，朗力整理了多年来的一线服务经验，然后将互联网与养老相结合，开发智能可穿戴设备、居家安全监控设备和系统检验测试平台，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降低了养老成本，实现了互联网与养老行业的跨行业合作。其次，其后续成立的北京朗力适老科学研究院，通过引进学术带头人，推进适老科学建设，然后进一步开发满足老年人群体需要的设备，这一过程实现了学术、科技、养老相结合。再次，以童萌社工中心转型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在转型社会企业后，其幼儿托育业务解决了社区妈妈的就业问题，也盘活了原本闲置的社区活动场地，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和谐程度，实现了其最初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不难发现，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将原本被闲置或未充分开发的社会资源引入市场，实现跨行业的资源整合，实现了自身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效果。

  社会组织转型成为社会企业后，将成果导向的治理模式引入组织内部，既能够提升组织自身的运行效率，也能够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撬动更多社会资源，譬如童萌让社区居民参与到儿童教育的事业中，让有余力的妈妈能够照顾到更多的社区孩子。二是加快社会资源的流通速度。以往依靠捐赠的公益活动，需要走完“筹款—项目设计—服务提供—评估反馈”的全流程，但是转型社会企业后，组织本身的业务就是社会服务，能够快速缩短社会资源分配的周期。三是提升社会资源质量。以墨尔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例，其通过培训少数民族绣娘，提升藏族刺绣的品质，对其进行销售或陈列在文化博物馆中，让原本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焕发出新魅力。因此，社会企业通过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加快资源流动速度、提升社会资源质量，最终将原本被闲置或未被充分的利用的社会资源用好，实现优化社会资源分布及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能够创造长期社会效益。以广州市慧灵托养中心为例，其成立的广州麦子烘焙食品有限公司，可以为心智障碍的人士提供社会化就业，有助于帮他们积累资产，提升其长期生存能力。对社会而言，其还向公众传播了心智障碍的人士也可以就业的理念，增加公众对心智障碍人士的认知，消除偏见误解，有助于营造关心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对心智障碍人士的包容度。再以童萌社工中心为例，其成立的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待业妈妈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岗位，让低收入妈妈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照顾他人的孩子，还能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有助于帮助社区低收入家庭就业，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居民互助氛围。这些无形社会效益具有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促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遵循“结构—行动”理论的脚本分析框架，运用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呈现并分析四个典型案例，关注组织转型前后其“纲领—人事—财务—业务”关键变量的变化，对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这一现象的动因、路径和效果进行了全面考察。主要发现（如图6）：

  首先，有的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不稳定、人才易流失、业务规模小的生存困境，它们在生存困境的压力之下“穷则思变”被动转型成为社会企业；而有的社会组织在执行项目过程中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机遇、新模式、新市场，从而“未雨绸缪”主动转型成社会企业。

  其次，社会组织从以下几个路径转型为社会企业：一是调整战略目标，将组织的战略目标从单纯向传递社会资源，转化为通过创造更多资源来帮助从根本上解决生活问题；二是扩大经营事物的规模，将组织的主营业务从服务和政府部门，转化为降低的生活成本或增加其经济收入；三是转变用人策略，注重发现的潜能，使他们可以成为共同创业的伙伴；四是优化资产配置方式，将企业获得的利润反哺给利益相关方，包括合作的、合作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实现社会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最后，本文考察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效果，发现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身经济情况改善，实现财务可持续，同时能更加方便地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并提高组织内部治理及业务运行的效率，创造长期的社会效益，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在转型社会企业的时候，需要对转型全流程有通盘考虑，顺利衔接三大流程，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在转型前期注重达成组织内部对现状和机遇的共识。建议社会组织梳理外部可利用的资源，同时达成组织内部的共识，从而抓住机遇、减少内耗。二是在转型中期注重在目标的引导下全面调整组织业务、人事、财务制度。建议社会组织鼓励成员基于现有资源，围绕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目标，设计面向利益相关方（如关联企业、客户、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等）的商业方案，并努力将受助者转变为社会企业的合作者，在制度设计层面考虑长远利润分配问题，将利润反哺给社会以保持其公益属性。三是在转型后期注重自身和社会良性互动，此阶段社会组织已经基本转型成为社会企业，建议社会企业逐步提升跨行业资源整合能力、提升自身内部运作效率，同时注重与社会公众分享利益，以此来实现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限于数据获取和案例选择范围，本文主要对那些能够“浮现出来”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案例的共性特征进行初步探索，虽然使用了较为全面的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但是基于此给出的结论和建议也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苗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公益慈善（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日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席某某上诉案及所涉婚约财产纠纷上诉案的审判长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本案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审宣判后，鉴于网上存在大量不实信息，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事实。

  有记者问：据多家报道，消息的人偷偷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在关税谈判中向其他几个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几个国家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换取美方关税豁免。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两国之间大宗商品的贸易流向正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以大豆为例，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有望进一步巩固中国最大大豆进口来源国的地位。美国大豆种植户警告，美国大豆可能将永远失去中国市场。

  近日，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被问到有关美国和世贸组织关系的问题时，笑谈这是一个“五年来一次”的问题。记者：“（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提出动议，要求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美国现在还在“船上”吗？如果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如何继续运作？

  玩具业是美国遭受关税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对中国生产的玩具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曾经物美价廉的玩具将变成“奢侈品”。美国商务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进口了价值177亿美元的玩具，其中75%来自中国。

  4月21日报道，#美团辟谣骑手去其他平台跑单被封号 ： 系谣言，已对涉事骑手做处理。#京东称永不强迫兼职骑手二选一

  京东：有平台强迫外卖员“二选一”，接京东平台秒送订单将被封杀，奉劝某平台好自为之，京东将给予被封杀骑手足够单量，对超时20分钟以上的外卖全免单，优先为骑手的对象安排工作。（剪辑：鲲鹏）

  山西“订婚案”维持原判，被告获刑3年，审判长答问：处女膜未破裂影不影响罪的认定？#媒体精选计划

  4月21日，#京东称有竞对平台强迫外卖骑手二选一 ，导致京东部分外卖订单延迟，#京东宣布对超时20分钟以上外卖全部免单 。

  然而在日常使用中，个别人员由于保密意识缺乏、风险感知不足，使得这一快捷助手变成了泄露国家秘密、突破保密防线的“推手”。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资料图）美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当地时间16日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他批评特朗普政府滥用关税政策的行为“违法”，给美国经济导致非常严重混乱和破坏。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州。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文、编辑小娄2022年12月29日这天，消失在大众视野许久的央视主持人朱军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内容。

  记录川商秉承传统、不忘初心、主动担当的社会责任；积极宣传川商富而有德、富不忘本，热情参加家乡扶贫帮困、捐资助学、民生改善和公益建设的纯洁情怀